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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机构是否担责?

发表时间:2015-09-17 来源: 告诉小伙伴:
【编者按】我国刑法在第13条用外延与内涵相结合的方法作了准确、完整的界定;金融犯罪是犯罪的一类,其内涵可以从犯罪学和金融学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考察...

        什么是金融犯罪

        我国刑法在第13条用外延与内涵相结合的方法作了准确、完整的界定;金融犯罪是犯罪的一类,其内涵可以从犯罪学和金融学两个角度来考察。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犯罪指一切侵犯社会主义金融管理秩序、应该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从金融学的角度来考察,金融犯罪指一切破坏我国资金聚集和分配体系的犯罪行为。金融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侵犯了我国的资金融通体系,阻碍或者歪曲了货币的流通,限制或者破坏了信用的提供,从而危及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金融犯罪的新特征

        (一)犯罪主体多元化。

        不仅仅是各商业银行时有金融犯罪案件发生,行使监管协调职能的人民银行系统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样发生各类金融犯罪案件,金融犯罪活动遍及整个金融行业。其犯罪主体不仅涉及自然人,还涉及单位;既有懂金融专业知识的人员,也有不懂金融专业知识的人员;既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非金融机构的社会闲散人员;既有国内不法分子,也有国外不法分子。

        (二)金融犯罪的隐蔽性。

        1.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多数金融犯罪是采取欺诈行为,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暗藏危机。

        2.金融犯罪危害结果的隐蔽性,金融犯罪的危害结果往往是过一个时期以后才出现。

        3.犯罪主体身份的隐蔽性,犯罪主体多为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乘熟悉业务之便或执行业务之机违反金融法规、制度或者利用法律与管理制度上的疏漏伺机作案,不易被人怀疑和发现。

        (三)金融犯罪的智能性。

        金融犯罪是一种带有明显智能型的犯罪,犯罪手段具有复杂性。犯罪人除了利用金融方面的知识外,还利用高技术、高科技手段作案,还有一些是利用国内联行、国际信贷结算业务等作案,其智能性高于一般刑事犯罪。

        (四)金融犯罪后果严重。

        金融犯罪贪婪性增强,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对经济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远非其他经济犯罪可以比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犯罪数额巨大,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案值一般在几千元、几万元之间,上百万元的仅为个别现象;进入九十年代至今,数十万元的案件较为普遍,数百万元、数千万元、上亿元的案件时有发生,其数额之大,损失之巨,令人触目惊心。

        2.情节严重,损失一旦发生,将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无法挽回和弥补的后果。

        金融犯罪的种类

        金融犯罪的分类是以金融犯罪特征与种类的确定性为前提。所谓金融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金融法规,以金融秩序为单一客体,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金融秩序是金融犯罪的必要客体,对于犯罪客体为简单客体的金融犯罪来说,金融秩序是单一客体;对于客体为复杂客体的金融犯罪而言,金融秩序必须是其主要客体。这既是金融犯罪的共同特征、一般本质,也是金融犯罪据以分类的标准。有的学者认为,在金融领域中,有些犯罪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只是其次要特征,对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才是其主要特征,如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这种观点等于承认以金融秩序为次要客体的犯罪也都是金融犯罪,其结果只能是把金融犯罪归结为“金融领域中的犯罪”或者“金融系统中的犯罪”。这也正是在前引金融犯罪的各种定义中,为什么同样是坚持“犯罪客体说”,而所囊括的金融犯罪的罪种范围却大相径庭的原因。

        我国金融犯罪的立法分类

        西方的刑事立法对金融犯罪的规定相对分散。即使在法典化国家,金融犯罪也很少集中规定在刑法分则某一章节中,这反映了这是金融犯罪的复杂性。例如,伪造票据罪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危害社会公共信用,虽然其行为也会造成合法财产的损失,但相对于票据诈骗行为,它对合法财产的危害性要小得多,因此,将二罪分别规定于不同的罪群中也是自然的。

        与外国对金融犯罪规定不同,我国在现行刑法典中对金融犯罪集中加以规定。1995年《关于惩治严重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的决定》以单行刑罚的形式对金融犯罪集中规定。从制定一部统一完备的刑法典出发,那些未被 1979年刑法规定的金融犯罪必须予以吸纳。这种吸纳并非简单地予以立法合并,而是在吸纳的同时,进行立法分类,如将金融犯罪作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定。从总体归类上看,金融犯罪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从内部结构分类上看,金融犯罪分为两大类,一是破坏金融秩序罪,二是金融诈骗罪。

        我国刑法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金融犯罪都是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为前提的。第三章金融诈骗类犯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扰乱金融秩序又侵犯合法财产利益。从客体的不同特点出发,将金融犯罪做如此分类是科学的。另一方面,将金融诈骗独立成节,使其与普通诈骗罪相区别,以体现立法对此亚类犯罪的重视和否定性评价。同时,金融诈骗类犯罪具有共同的特征--诈骗,这亚类犯罪包括八种具体的犯罪,因而,具备了作为一亚类金融犯罪的条件。这种分类基本上为我们认识金融犯罪提供了总体轮廓,但其分类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金融犯罪的构成

        (1)犯罪客体:金融犯罪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包括银行、货币、外汇、信贷、证券、票据、保险管理秩序等。金融犯罪的对象,可以是“人”(包括自然人、单位、“公众”等),也可以是各种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各种金融票证、有价证券、信用证、信用卡等)。

        (2)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金融管理法规(客观特征),非法从事货币资金融通活动(表现形式),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3)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可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特殊主体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本身及其工作人员。

        (4)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或者同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对金融犯罪的防范对策

        1.认清形势,重视金融犯罪的防范工作。

        树立正确的金融犯罪防范意识是有效揭露金融犯罪的当务之急。第一,强化大案要案意识。广大业务部门工作人员应绷紧案件防范这根弦,认识到只要有私心贪欲存在,只要有可乘之机,就会有案件发生。第二,处理好日常业务检查和查处案件的关系。注意在日常工作中防范和发现案件线索,及时制止犯罪行为,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第三,对防范和查处案件的职责应有清醒认识。明晰职责、理顺关系,对犯罪线索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避免丧失时机。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

        必须尽快改进完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真正发挥外部职能监管和社会监督的作用。这样做,一是可以揭露银行的各种隐蔽矛盾,减少金融犯罪的发生,进一步促进银行稳健经营。二是可以强化市场对银行的约束力。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为银行提供审慎经营的强大外部压力。

        3.“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金融犯罪。

        金融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须综合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强化防范机制。

        一要动员社会力量齐抓共管。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防范机制,在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威慑力,使一些潜在金融犯罪分子得到有效的抑制,迫使他们不敢、不能、最终不愿去实施犯罪行为。

        二要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置专门的防范机构。在各金融机构设置联合的金融犯罪防范机构,在金融机构内部明确责成某个职能部门(如内部的监察、审计或纪检)研究金融犯罪的规律和打击、防范的对策,搜集、处理和检索各种金融犯罪信息,为各级司法机关打击惩罚金融犯罪提供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三要提高技术防范措施。加强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存取控制和重要数据特别是有关密码和操作口令的保密工作。提高计算机运用系统的监控能力,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各种金融业务的操作现场(特别是基层储蓄网点)进行监视、控制。运用现代防伪技术和手段,改善和提高我国货币、票证、公文、证件、印章、软件制作技术和水平,加大其伪造难度,以预防和减少犯罪。同时,提高检测仪器的技术水平,不断改进对各种金融票证、信用卡、信用证及其他证件、印章、签字样本等的真实、合法、有效性的鉴定技术,不定期地变换识别标志和验证密码。

        四要尽快建立全社会联网信息共享的法人、自然人资信管理系统。

        4.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一是建立健全各级岗位责任、营业柜组复核查点、贷款(理赔)集体审查、离任审计、公开办事程序,设立举报监督电话等制度,将各项金融业务活动纳入有效监督之中。

        二是强化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工作,突出内审部门的监督和警示功能。改进审计项目的组织方式,突出重点,创新方法,增强金融审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三是建立金融机构内部岗位轮换制度。

        四是加强会计、储蓄、出纳、信贷、计划、信用卡等业务部门的联系,建立信息交流与反馈制度,联系会制度,联合检查制度,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和协同办案制度等。

        五是贯彻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经济责任。在内外勾结诈骗和内部盗用案件中,相当部分涉及到高层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挪用、盗用资金的问题。在当前体制下,如果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作案,所有的内部控制将形同虚设。

        5.关注异常的资金收付行为。

        关注异常资金收付对打击贪污、诈骗和洗钱行为十分有效。资金的异常变动,如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集中转入分散转出,某一时期存取现金的数额、频率及用途与日常明显不符,这些反常活动很可能包含贪污、诈骗特别是洗钱活动。

        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犯罪分子必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机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一、证券公司员工盗卖客户股票,证券公司和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320号 [裁判摘要]:

        证券公司员工利用职务之便盗卖客户股票获取价金,应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证券公司员工的职务身份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证券公司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到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应当认定证券公司员工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证券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损失的计算方法,应根据客户的投资习惯等因素加以判断。如果受害人的投资行为表现长线操作、主要通过对股票的长期持有,获取股票增值以及相应的股利等收益,则其股票被盗卖的损失通常应当包括股票被盗卖后的升值部分以及相应的股利。受害人的开户银行如未履行相应审查义务,导致证券公司员工获取价金的,则应在被盗卖股票的现金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关于新疆证券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桃作为新疆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其在新疆证券公司的工作便利,借助新疆证券公司的终端操作平台完成其侵权行为,杨桃在新疆证券公司的职务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新疆证券公司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到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因此,应当认定,杨桃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新疆证券公司与杨桃应当就前述张春英的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银行作为发放银行卡的专业机构负有谨慎审核办卡人身份及在他人代办时审查授权合法性的义务,本案中,工行昌吉州分行在杨桃以张春英名义办理银行卡过程中,未按照规程审核其代理手续、未按要求审查代理人签名,具有过失,为杨桃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并造成了杨桃通过该银行卡非法取得盗卖股票所得的91 270元的损害后果。因此,工行昌吉州分行虽与杨桃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但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与杨桃的故意行为直接结合,共同造成受害人张春英91 270元的损失,工行昌吉州分行、杨桃和新疆证券公司应当对该91 270元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超出91 270元之外的其他损失,因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失只能是杨桃利用银行卡盗卖股票的价金损失,而被盗卖股票的其他损失是因股票被盗卖所产生的,而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工行昌吉州分行对此部分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张春英主张工行昌吉州分行应对所有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根据,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机构工作人员向罪犯提供机构公章属于职务行为,机构承担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陈献德作为中投行营业部的经理,对外进行经营业务活动代表着中投行营业部,陈献德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同意任成建刻制印章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应认定是职务行为,中投行营业部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现中国投资银行并入中国光大银行,应由中国光大银行履行赔偿义务。中国光大银行称陈献德提供印模不属于原中投行营业部过错行为,原中投行营业部不应为陈献德个人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等事由,不予支持。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豫法民二终字第071、072、073、074号本院认为,任成建以非法骗取资金为犯罪目的,以中投行营业部名义与河南证券公司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在民事上无效。任成建是以三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进行诈骗活动的,故合同无效后,应首先以三仁集团的财产进行返还,不足部分应有对合同无效有过错的其他当事人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责任。河南证券公司不具有对企业拆借资金的业务范围,而其副总经理李晓却与三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成建、中投营业部负责人陈献德协商向三仁集团非法拆借资金,且李晓在中投行营业部人员未到场的情况下与任成建签订拆借合同、存款协议及委托书,虽然任成建是以中投行营业部的名义,但李晓在此前与三仁集团任成建多次来往,应当知道任成建的真实身份。因此李晓对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无效及河南证券公司的6800万元资金被任成建诈骗具有明显过错,李晓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故河南证券公司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投行营业部负责人陈献德与李晓、任成建协商通过中投行营业部为三仁集团非法拆借资金,陈献德并向任成建提供中投行营业部公章及其个人私章印模,以致任成建用私刻中投行营业部的公章与陈献德的私章以中投行营业部名义对与李晓签订拆借合同骗取资金,陈献德的行为亦属职务行为,故中投行营业部对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无效及河南证券公司的款项被诈骗,亦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场所利用虚假银行公章出具定期存单,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95号裁判要旨: (一)关于李德勇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必经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本案中,判断李德勇是否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认定如下问题:

        1、李德勇是否发出要约,即对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1000万元的意思表示。本案查明事实表明,李德勇在农行云阳支行杏家湾分理处办理业务时,并未向柜员表示存款1000万元。李德勇称其明确向“行长”谭文力表示存款,应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该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谭文力能否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即谭文力在与李德勇商谈存款事宜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 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李德勇在与谭文力商谈存款事宜过程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一是,对谭文力行长的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李德勇是经刚认识的刘红等陌生人介绍认识“行长”谭文力,谭文力接待李德勇时并未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地 点,而是在农行云阳支行云江大道分理处的办公室,作为“行长”的谭文力亲自带李德勇到柜台办理“存款”业 务,李德勇因为疏忽,对谭文力作为“行长”不符合常规的作法未产生怀疑,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二是李德勇对存款过程存在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未产生怀疑。谭文力交给李德勇的《承诺书》载明,农行云阳支行在三个月存款期内承诺对款项“不抵押、不查询、不提起支取”。上述承诺内容均为李德勇作为存款所有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放弃权利的承诺应当由权利人作出。但“农行云阳支行”却对此作出承诺。李德勇应当注意到 承诺书内容的不合常理之处。李德勇作为储户应当知道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需向柜员表明业务办理事项,却未在柜台交易时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作为办理过银行存款业务的储户,应当知道存款应当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应当由柜员直接交付储户。李德勇没有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又是放在信封中从银行柜台递出,李德勇因疏忽轻信而未向柜台工作人员核实。三是,李德勇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钟道明承诺给李德勇每月5.5%的高息,换算成年息为66%,李德勇对如此高的利息未产生怀疑,亦未向农行云阳支行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因李德勇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谭文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李德勇向谭文力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李德勇关于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室这一特定环境内,造成其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确信谭文力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存款业务无需储户亲自到柜台向柜员说明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农行云阳支行是否作出承诺。农行云阳支行并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李德勇称假存单由该行柜台递出,故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从程建履行职务角度看,其从柜台递出的是装有伪造存单的信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程建与谭文力共谋诈骗,故意递出信封以使李德勇相信存款事实的发生。程建因与谭文力的私人约定将信封递交给谭文 力,无证据证明程建知道信封内装有何种物品。因此,程建递出信封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行为。从李德 勇是否可以确信程建递出信封为履行职务行为看,程建在办理李德勇业务中,李德勇并未向程建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程建也未让李德勇填写存款凭条、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程建递交谭文力信封的行为不足以让李德勇产生已经存款的信任,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进而推定农行云阳支行与李德勇之 间已经成立了数额为1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合同关系。

        (二)关于农行云阳支行是否应对李德勇的1000万元款项承担兑付义务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4)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李德勇系依据存单提起诉讼,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李德勇所持存单系伪造,该存单所涉1000万元款项并未向农行云阳支行交存,双方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李德勇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农行云阳支行兑付存单上载明的存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李德勇认为谭文力利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场所实施犯罪,造成李德勇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柜员程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过错,造成李德勇资金通过银行柜台被犯罪分子获得,农行云阳支行对其上 述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但在一审法院向李德勇释明其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可能不构成储蓄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李德勇仍坚持原诉讼请求而未就此提出其他主张,本院亦不宜于再审程序中作超越李德勇原审诉讼请求范围的审理和裁判。李德勇因1000万元款项损失与农行云阳支行产生的其他纷争,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身份之便,使用银行进账单骗取钱财,银行不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伙同他人骗取存款单位开出的本票,并将伪造的银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银行,从而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案情:被 告人胡X松,中国光大银行X分行X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X松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X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X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X松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 款后交给王X,王X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X松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 1000万元,其中:2001年9月,胡X松通过他人介绍,骗取X特公司的信任, 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X支行。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 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X将该钱款以X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X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 年3月,胡X松再次骗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X支行。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 一份交给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X将该钱款以X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X支行开设通知存 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X松三次支付给X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2003年4月1日,胡X松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江 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X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 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X松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X松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 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X松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 告人胡X松与王X共谋,由王X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X,由王 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X松将王X伪造的光大银行X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 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X松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 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 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X松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 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X松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五、客户经理在客户资金进入银行后,擅自开通网银划走资金,银行承担责任。

        《2012年度上海法院涉银行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在俞某与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一案中,案外人徐某与甲银行客户经理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以虚构的银行高息揽储业务名义诱骗俞某至银行办理开户手续。陈某利用陪同俞某办理开户之机,在俞某填写好个人基本信息且尚未在打印具体办理业务内容的回单上签名确认时,擅自将上述账户开通网上银行并领取U盾。在俞某将2000余万元资金存入账户后,徐某等采用冒名登录网上银行的方法将资金划走。经过刑事追赃程序,仅追回赃款数十万元。俞某根据其与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起诉要求甲银行归还账户内的钱款及利息、违约金。法院认为,陈某作为甲银行的客户经理,在银行的营业场所和营业时间为原告提供服务,系代表银行的行为,银行与原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有效成立,银行应当负有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客户资金因银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被骗取,银行显然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向原告返还存款本息的责任。

        六、储户900万存款被银行员工盗走法院判银行无责。

        2008年6月2日,浙江温岭人张菊花在江苏扬中工行开户并办理了半年期的银行储蓄存款业务,将900万元存入该行。存款到期后,张菊花去扬中工行提取存款时,发现900万元存款已被该行营业部主任何卫华转走。扬中工行拒绝按储蓄合同偿还张菊花存款及相应利息。2009年8月31日,张菊花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扬中工行向其支付本金9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镇江中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2日,张菊花经郑云素介绍,与郑云素等人一同来到扬中工行,办理了活期一本通存折及牡丹灵通卡,张菊花本人设置了密码,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对外转账功能、电子商务功能,并申领了U盾,张菊花对上述业务签名确认。

        据张菊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办好手续后,好像是将卡交给了何卫华或是银行里面的人。

        当日办好手续后,何卫华向张菊花出具了盖有“中国工商银行扬中市支行业务公章(2)”的承诺函和保管单。承诺函载明了存款人、账号、金额,并对此存款作出承诺:“1、保证存款安全;2、在约定期限到期日凭活期存折或保管单来扬中工行营业部支取本金;3、如若违反上述条款,扬中工行将承担一切经济责任。”该承诺函上何卫华签了两次名,并捺有手印,其余签名是当天为张菊花办理存款业务的该行柜员洪伯章。

        根据张菊花与何卫华之间的约定,张菊花在扬中工行的存款期限为半年,除扬中工行应支付正常活期存款利息外,张菊花还可享受月息2分的利率。存款期间,张菊花共计收到利息137万元,其中从郑云素处收取利息100万元,从何卫华处收取利息37万元。

        然而,自2008年6月2日起至2008年12月21日止,何卫华用U盾通过网银将张菊花账户中的900万元陆续转出,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

        一审判决银行无过失储户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扬中工行与张菊花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户应尽到对自己的存折、银行卡、U盾及密码妥善保管的义务。但是张菊花自己将与存折相对应的银行卡及密码、U盾交由何卫华控制,实际是授权何卫华个人支配张菊花账户中的存款,造成存款被何卫华支取,扬中工行对此并无过错。何卫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何卫华出具的保管单、承诺函对扬中工行没有约束力。张菊花提供的证据及申请调取存款900万元的流向,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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